湘潭市

（一）树立契合新时代特点的指导理念 1.服务促进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因而，在我国现行制度体系中纳入惊吓损害侵权类型，同样需要回答所犯何权的追问。就隐私权和名誉权比附保护模式而言，其优点在于：第一，比较贴近我国民法学界的多数学理意见。

其二，发达的信息技术助推通信业几乎实现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全覆盖，资讯传播频繁的现代生活条件下，个体安宁的自治空间屡屡被各类垃圾信息攻破或面临被攻破的危险。杨家父母得悉此情，悲痛万分，立即从浙江乘车赶到呼兰县，结果见杨兄安然无恙。比如长时间使用震动音量超标的健身器材，造成邻居家人心慌、恶心甚至房颤等较为严重的精神损害，应归为侵害安宁权的行为，施以非财产损害救济。共为用户拦截各类骚扰电话385.1亿次，较以往持续攀升，创历史新高，其中12月拦截次数达到峰值。如阮益泳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侵权案（下称阮益泳案）。

[36]作为私法空间，相邻关系场合富含了财产的占有、使用、支配以及人身安全、自由等多方面的民事利益，人格与财产利益有着事实上的紧密结合关系。该案一审判决虽亦认定承揽人对房主的侵权责任成立，但基于双方为合同关系的事实，驳回了房主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蔡小慎、贺利军：《试论我国政府诚信危机及其化解对策》，载《求实》2004年第3期。

（二）政府诚信建设：法治政府工程的题中之义。而相较之下，直接适用说更强调诚信原则本身固有的独特属性。[15]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个不诚信盛行的社会一定存在令不诚信者的收益大于诚信者的收益的环境制度。《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第84条规定：实施行政指导应当遵循平等、公开、诚实信用、及时灵活、自愿选择等原则。

【摘要】 近些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显著，但与此同时，政府诚信危机事件亦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个别情境下有法治无诚信的悖论性现象。高昆、马林艺：《互联网+背景下基层政府诚信建设研究》，载《决策探索》(下半月)2017年第4期。

这些都为我国政府诚信立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而其他法律中更是鲜有提及。行政诚信本身包含着对腐败行为的谴责和排斥。（三）立法：政府诚信建设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产权、信誉与政府》，载《读书》2001年第6期。法治政府应当是诚信政府。[12] 所不同的是，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表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24]行政程序法被应松年称为现代国家规范行政权力基本法的法律。

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寻租、贪赃枉法甚至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而后者主张诚信原则是人类的基本美德，属于正当的事，应当得到公法和私法的共同承认和维护。

三是对已经出台法律法规的，利用出台相应配套法律或进行解释等时机，将诚信原则纳入补充立法的视野。近些年来，虽然我国行政立法获得了迅猛发展，但在许多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仍远远跟不上现实需要。

比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3条等。政府更应当遵守对人民的承诺，诚信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求老百姓守诚信、自己却不守承诺，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出台的政策朝令夕改、缺乏稳定性及连续性、政策信息和决策不公开、不透明、出尔反尔、隐瞒事实和真相、暗箱操作、编造虚假数据、财政收支和执法程序不透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消极不履行职责、办事拖拉推诿、滥用权力、随意撤销、变更和废除已生效的行政行为等。刘一：《政府诚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共中央党校2014级硕士论文。当务之急是进行政府诚信立法，把诚信精神进一步融入法治政府建设之中，促使政府诚信的法律化、制度化，最大限度发挥立法对政府诚信的引导和规范作用，通过划定诚信底线，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约束，限制政府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1922年11月3日，德国中央行政法院在ArretDame Cachet案件中建立了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不得撤销原则，后来此原则从判例上升为成文法的明确规定。

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基础性地位还远未确立和巩固，其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功效没有被很好地发挥。建立法治政府，是保障政府诚信的最好办法。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存在着政府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执法、乱执法问题。现代法治的任务就在于将道德内涵合理而科学地引入法律框架，使其成为秩序得以维系的正当性基础。

一要建立健全守信践诺机制，准确记录并客观评价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务员对职权范围内行政事项以及承诺的履行情况。就我国而言，首先，目前尚不具备制定一部独立的政府诚信法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开始分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才逐渐建立起来，并各自获得极为难得的独立发展空间。[7][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德］何意志校，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页。诚信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的缔约、履行过程中诚实守信践诺。也有学者认为有学者认为行政信赖保护与诚实信用原则是等同的，只不过信赖保护看起来更具有操作性和侧重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参见刘丹：《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国家权力空前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只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第7条，不仅明确提出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还要求建立失信记录、追究和倒查、惩戒机制等。

（二）基本方向：推动和落实诚信原则作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就立法层面而言，在行政法上确立和落实诚信原则成为大势所趋。[4]时至今日，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如何？又存在怎样的问题呢？ （一）一个悖论：作为法治主导者的政府违法失信行为多发 近年来，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悖论：即作为法治目标制定者和发展主导力量的政府，有时会违背法治的要求，甚至变成了破坏法治的主体之一。

李玉琴：《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探讨》，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但也有学者主张没有必要单独将诚信原则列出，因为它与已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和利益信赖原则内涵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关系。

《行政程序法》第1条将增进人民对行政之信赖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8]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被有效执行。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率作用，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就现阶段而言，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第二种模式是一些国家在政府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等，将行政诚信原则和制度规定下来。[6]而诚信无疑是政府应当具有的最重要的品德之一。

2）公开 公开性也是评价政府诚信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推崇政府法治的同时，不可忽视政府诚信立法对限制和规范行政机关行政权的补充作用。

特别是，在诸如债务融资、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市场交易领域，加强各级人民政府诚实守信及严格履约方面的法律规定。法治政府内在包含着政府诚信的要求。